试述儒家的宰辅观──以孔子对冉求的批判为分析的对
日期:04-03
陈荣开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摘要如题目所示,本文的目的乃在探讨儒家的宰辅观,而对象则集中于孔子对其门人冉求的批判。此中除了指出辅相之臣的职责与操守乃在“以道事君,不能者止”的一个孔子的根本立场,还将涉及孔子所持的三个主要的政治观㸃,即:一、治理国家,当求「各得其分」,「上下相安」;二、抚育民众,须识君臣一体,不容独富;和三、怀柔远方,必期躬自修德,以德服人。
然而,由于所讨论的对象仅及于冉求,对于儒家的宰辅观的分析,本文便不能不只限于一偏。更全面的处理,唯待他日有机会再展开。
Confucianism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Power: Analyzing the Criticism of Ran Qiu
CHAN Charles Wing-hoi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The famous criticism of Ran Qiu in the Analects not only reflects Confucius’s view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individual government officials, but also illustrates wider aspects of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cluding its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nsuring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security, the importance of virtue for the internal flourishing of a society, and the value of virtue as a diplomatic asset abroad.
(一)
首先,毋庸否认的是,冉求絶非庸碌之辈。他非但懂得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而且问得 非常仔细。《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之所以乐意于教,固然因为冉求一再追问;然而,倘非冉求足以承当,孔子也不会一一为之指㸃。虽然,在「富之」与「教之」之间,他并没有选择后者作为他志业之所在,如〈先进〉之所载: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然而,对于前者,他倒是当仁不让,且表现得相当自信,声言丶只需三年,便可使百姓富足。
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方面的才干,就是孔子也不与否认。(按:在该次的师徒对话当中,最早率尔而对的是子路,而子路竟因为「其言不让」,欠缺了「为国以礼」所应有的谦逊而为孔子所哂。相对于此,冉求却未见笑于孔子。非但如此,孔子在响应曽晳「唯求则非邦也与」的询问时,还作出了「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的反诘。这意味着,冉求之具理财之能是得到孔子所肯定的。)实际上,除了黙许,孔子还再三公开地称赞冉求 ,包括对孟武伯与季康子之问所作出的回应: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85
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
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
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
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
季康子⋯⋯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子)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
这里所问的是更广泛意义的从政能力,而孔子所答则除了是正面的肯定,且进而指出其所长,那就是「艺」,亦即朱子所言的「多才能」。而此一多能的艺,又正正是孔子所认为「成人」所必备的一项条件,如他对子路之所言: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
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至于「成人」,按朱子的解释,就是「全人」的意思。(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宪问〉此章注。)
就是基于此一政事之才,冉求不仅得到孔子的首肯,在同门之间,也赢得了普遍的认许。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
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后世称冉求为孔门四科十哲之一,也是从此而来的。
(二)
尽管有经济之才,冉求却又有一谦退怯懦的性格,即使是义理之所当为,也往往不敢去执持。对于此一弱点,孔子似已早察觉到。这可见于以下的一段记载当中: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
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
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先进〉)
此中所提到子路的「兼人」之勇,正与冉求的「退」成一鲜明对比,尽管其与后者都各有所偏。对于冉求的「退」,朱子注中所引张敬夫「冉求之资禀失之弱,不患其不禀命也;患其于所当为者逡巡畏缩,而为之不勇矣」之说,(说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先进〉此章注。)则可谓观察入微,一语中的。正因有此弱㸃,孔子方才有「闻斯行之」的建议,用意乃在于鼓励与劝勉。只可惜冉求并未认真听取,反而与孔子有以下的一段对话: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
对于此一对话所以展开的背景,朱子曽引胡氏之说,作出了「夫子称颜回不改其乐,冉求闻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说夫子之道,诚如口之说刍豢,则必将尽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画而不进,则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于艺也」的说明。(说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雍也〉此章注。)当然,究竟冉求是因为听到了孔子对颜渊的赞赏而作出解释?抑或是听到了孔子对公西华上述之问的回应而试图自辩?两者都有可能。但无论如何,「力不足也」的讲法,即或不是借口,也都反映出冉求画地自限,不思奋发,力图以德学的提升和义勇的加强,一改其性格的软弱的一种放弃的态度。其与孔子所称赏「语之而不惰」、 「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俱见〈子罕〉)的颜渊,固不足以相提并论,而孔子所作出「今女画」的响应,则无疑是对冉求所采态度的针砭,甚至是警吿。
(三)
事实上,冉求有此性格而又不思改进,影响所及,又岂止如胡氏之所言,仅仅「局于艺」而已矣!他在政事的处理上所以屡屡失当,其根源也都可以追溯至此。首先可举的是他在「季氏旅于泰山」一事上的表现。〈八佾〉载: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根据《周礼》,祭祀封内山川本为诸侯的职权。然而,其时的鲁,国君的权力已为季孙、叔孙与孟孙三氏所瓜分。(〈八佾〉一再记录了三家──尤其季氏──的僭越之行为,包括:「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和「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在在显示其时三家已然不把鲁君放在眼内。)就中尤以季氏一家,其实权已然凌驾于鲁侯之上,却仍要祭祀泰山,则其侵夺国君权柄的意图,可谓昭然若揭。冉求身为季氏家宰,为免其陷于僭越之罪,本该为之谏止。这也是孔子所始终盼望于他的这位学生的。殊不知冉求的回答仍旧个无能为力的「不能」!(当然,倘若按照朱子的解释,孔子虽然感到失望,却还是「进林放以厉冉有」,则其劝进门人的热忱,又不会因之而稍减。)
基于这类令人失望的表现,当季氏子弟季子然沾沾自喜地问及冉求时,孔子乃与他展开了以下的一段对话: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曽由与求之问。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 「弒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
季子然之所以问子路、冉求二人能否称得上为「大臣」,按朱子的理解,乃系出于「自多其家得臣二子」的一种自我炫耀的动机。因此,孔子在答以「吾以子为异之问,曽由与求之问」时,也确乎有「抑季然」之意。然而,孔子之「轻二子」,到底还是基于他们实未符合大臣要求的一㸃。按孔子认为,大臣必须做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而「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按朱子的解释,又是「不从君之欲⋯⋯必行己之志」之意。可是,反观子路、冉求,却如朱子所引尹氏之说──「季氏专权僭窃,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其去大臣的标准实远,无怪乎孔子不许以大臣之名,而但以「具臣」称之。所谓具臣,如朱子所言,则不过「备臣数而已」。(当然,诚如孔子最后一语所示,孔子虽以「具臣」称二子,却仍坚信他们在大节上能持守得定,尽管孔子此语,按照朱子的解读,实也包含「深许二子以死难不可夺之节,而又以阴折季氏不臣之心」的双重用意。文中所引朱子注及尹氏说,皆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先进〉此章注。)
(四)
更严重的是,冉求虽然怯于谏正,却又勇于献策。怯懦与勇敢,骤看起来甚不协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因为恐惧被疏远正正就是急切于逢迎的动因。然则,何以见得冉求有后者的迹象?首先可举的是以下一例: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
吾其与闻之。」(〈子路〉)
此中并未具体提及所牵涉的政事为何,足见其所言者实非个别的事例,而是一贯的做法。一次,冉求退朝甚晚,孔子藉此而问他:「何晏也?」。当他对以有国政要商讨,孔子便直白地指出:那不过是季氏的家事而已矣。对于此事,朱子引礼,曽作出以下分析:
礼:大夫虽不治事,犹得与闻国政。是时季氏专鲁,其于国政,盖有不与同列议于
公朝,而独与家臣谋于私室者。故夫子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国政,
我尝为大夫,虽不见用,犹当与闻。今既不闻,则是非国政也。语意与魏征献陵之对略
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子
路〉此章注。)
大夫而专国政,固已不合礼;不与同列议于公朝,而独与家臣谋于私室,其为假国政之名而谋私之实,则更无可疑。孔子但言己为大夫而未尝与闻,即足以披露所谓国政也者,其中大有不可告人者在。朱子以魏征献陵之对与此事相比拟,更能彰显孔子此言背后「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的三重用意。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标明大夫而专国政一事的非礼;「抑季氏」,即是要抨撃季氏谋一家之私的不当;而「教冉有」,则在告诫冉求,其与季氏配合的不是。当然,孔子此言既为求而发,其所针对主要仍在冉求。看来,在孔子眼中,冉求的这般行径已非一朝一夕,这次不过是借机略为为之提醒而已。
(五)
有趣的是,在《论语》的有限记载中,竟还找到冉求为季氏的一家之私而积极谋划的铁证。那就是「季氏将伐颛臾」章中所载以下的一件事: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
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
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
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
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
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
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
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季
氏〉)
文中显示,早在冉求、子路前去禀报季氏将要向颛臾用兵之初,孔子即已觉察到冉求实与其谋,故有「无乃尔是过与」之责,只是冉求矢口否认与此谋有任何关系。及至孔子义正辞严地指出:家宰之责就在于辅助其君,季氏有过,便当去谏,谏而不听,即须引退,既不引退,则季氏之过,便与有责焉,冉求见再难抵赖,方才试图辩称:颛臾城既坚固,且又邻近季氏,今不取下,必贻后患。只是冉求此一饰辞,徒然暴露其确实参与季氏图谋,(按朱子注中亦曾两度指出冉求「实与季氏之谋」。见其《四书章句集注》此章注。)却丝毫得不到孔子的谅解。
孔子之所以不能同情冉求,固然因为后者严重有亏宰辅持危扶颠的责任,并且违背了「不能者止」的基本原则,但也与孔子对治国安邦之道所持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按孔子的看法,主要有两㸃:一、有国有家的与其忧虑民之寡少与财之贫乏,倒不如致力于创造「均」、「和」、「安」。此三者,按朱子的解释,是这样的意思:
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颛臾,患寡与贫耳。然是时季氏据
国,而鲁公无民,则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则不安矣。均则不患于贫而和,和
则不患于寡而安,安则不相疑忌,而无倾覆之患。(同上注。)
均者,并非一般所谓的均平,而是「各得其分」之意。孔子认为,君臣之间诚能如是,便断不致互生嫌隙,则彼此自能和谐与相安,当其再无倾覆之患,则亦不必为贫、寡而担心。可见,在孔子看来,至关紧要的还是能均与不能均。因此,他完全不能同意在鲁国四分,孟孙、叔孙各占其一而季孙已取其二的情况下,还要将尚为公臣的附庸之国──颛臾──从鲁侯那处夺来,以进一步附益季氏的做法。此其一。
其二是有关于怀柔绥远之道。这明显是相应于「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的忧虑而提出的。然而,即使「远人不服」,孔子认为,也只能「修文德以来之」,即藉着躬自修德,以収「近者悦,远者来」(见〈子路〉所载孔子与叶公语。)之效,决不可轻动干戈,勤兵于远,否则便有违「既来之,则安之」的原则。
基于冉求的做法与上述两点彻底地背道而驰,孔子不能不与以严词谴责。然而,所谓「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所责者仍然是上下不能均与远人不能来的两项。除了谴责,孔子甚至作出了「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的警告。这又反映出,在孔子眼中,两者之间,还是以上下的均安为更根本。有趣的是,正如朱子所指出,「不均不和,内变将作。其后哀公果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孔子所作的预警,竟然真的发生了。这岂不显示,孔子对时局的掌握,其实是相当准确,而他对问题关键所在的分析,也是切中肯棨的?
(六)
也许如朱注所引洪氏之言──「二子仕于季氏,凡季氏所欲为,必以告于夫子。则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颛臾之事,不见于经传,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与?」(见其《四书章句集注》「季氏将伐颛臾」章注)──用兵颛臾的计划因孔子的批评而放弃,而孔子对冉求所作的指责,也仅至于上述而止。然而,却有一事,让孔子对冉求的谴责,到达了不承认他为学生的严重地埗。那就是〈先进〉篇所载的以下一事: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何以孔子的态度如此严厉?要了解其中原委,必须研究「聚敛」是怎样一回事。 所谓「聚敛」,即孟子所言的「赋栗倍他日」(见《孟子.离娄上》。)──亦即向人民征收一倍重税──之意。这种「肥上瘦下」的做法,就是冉求所以能大幅地为季氏増加府库収入的手段。然而,这是否孔子所能接受的?此处不妨一看鲁哀公与孔子的另一学生有若之间一段对话的内容: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彻,通也,
均也。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与足?」(〈颜渊〉)
哀公因为「年饥,用不足」,而征询加税的意见。不意有若竟说:何不改抽十一之税?哀公听罢,自然要问:十抽其二尚犹不敷,如何能十取其一?对此,有若的回答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显然,有若所关心的并非全在一时岁用的足否,而更在君民之间所有的「一体」的关系。(「一体」的说法,乃采自朱注。见其《四书章句集注》〈颜渊〉此章注。)在他看来,正正因为饥馑,政府才要减轻百姓的负担,以维系彼此的信任与依存。对于国君,学生尚且懂得如此地建议;对于权臣,老师又岂会随便地认同?更何况季氏之富早已在鲁侯之上。实则,作为大夫,何以竟比国君还要富有?朱熹即指出「非攘夺其君,刻剥其民,何以得此」,(见其《四书章句集注》〈先进〉「季氏富于周公」章注。)断言其财富乃在牺牲上下均安的情况下得来。冉求的「急赋税以益其富」,(同上注。)固已䙝渎其「以道事君」的神圣职务,更在砍伐君民上下所以能相安的根本,其必为孔子所见弃,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姑不论孔子最终有否将其驱逐出门,冉求为季氏聚敛一事都值得大家深思。首先可以看孔子所以对其如此严厉的原因。其一是因为无论事君、抚民抑或绥远,任何一项重大国政上,冉求的做法都没有坚守老师平日的教导并遵循其所奉行的原则。其二是身为宰辅,竟还刻意逢迎,犯上了后来孟子所大张挞伐的「逢君之恶」的过错。(见(《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章。)所谓「逢君之恶」,按朱熹的解释,乃「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即国君的意向虽已不对,却尚未发为行动,酿成过错,作为宰辅的竟然窥其微意,刻意逢迎,并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引导乃至于怂恿──的意思,较诸「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即因软弱而屈从或附和──的「长君之恶」,(亦见(《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章;朱子的两个解释,则俱见《四书章句集注》此章注。)其罪为犹大。然则,孔子处之以严,岂非理所当然!
(结语)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冉求的个案所可能给我们的一项深刻启示。其实,冉求非无政事之才,且曽怀抱经世之志,却何以在重大关节上屡屡犯错?这当然与冉求性格上的软弱与学养上的不足有关;但最为关键的还在于其人的心术。朱熹即引范祖禹「由其心术不明,不能反求诸身,而以仕为急故也」之说,(说见《四书章句集注》〈先进〉「季氏富于周公」章注。)指出冉求所䧟入的毋宁是急于仕进所带来的迷失──一种足以使人忘记行道乃其初衷、良知始最尊贵的迷失;而造成此一迷失的,则无疑是那对禄、位、名、权任何一项的执着乃至倾慕与及因之而起的「患得患失」(语见〈季氏〉篇。)的焦虑。遗憾的是,此一焦虑,却非但是「无所不至」(同上注。)的卑劣行径的主要成因,且也是知识分子当初满怀理想而终不免于同流合污的堕落根源。孟子所言「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见《孟子.尽心上》。)──意即知识分子既不会因为贫贱所迫而丧失其一贯的节操,也不会因为一旦显贵而遂忘其济世的初心。正因其如此,故既不致自我迷失,也不让民众失望──的一种品格之所以为难能可贵,其理由亦正在此。
下一:儒学与人类共同文明之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