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 伊儒会通——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交融对话 的历史经验及新时代意义
日期:04-03
杨桂萍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2019 年 5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从中华文明对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贡献等多维视角,全面阐述了新时代人类文明观、亚洲文明观和中华文明观,向世界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基本遵循与理论基础,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The Dialogue Between Islam and Confucianism: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Prospects
YANG Guip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YANG Guip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t the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sations held in Beijing in May this year, Xi Jinping stressed China’s desire for renewed cultural exchange within Asia; continuing and enriching the long-unfolding dialogue between Islamic and Confucian civilisations is a central part of this ambitious vision.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prospects for advancement of this dialogue and the creation of a meaningful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t the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sations held in Beijing in May this year, Xi Jinping stressed China’s desire for renewed cultural exchange within Asia; continuing and enriching the long-unfolding dialogue between Islamic and Confucian civilisations is a central part of this ambitious vision.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prospects for advancement of this dialogue and the creation of a meaningful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中国主张:“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及其内部交流互鉴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全球 70 亿人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理解基于当代经济生活、政治行为、交往方式和社会结构。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单边主导的世界朝着一个多种力量参与的方向发展,一个更加平衡的世界正在形成。人类亟需改变思维范式,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文化立场,建立一种新型文明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提出引领时代发展的新文明观,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开启人类发展进步的美好未来提供了智慧之钥。
文明互鉴是人类发展的内在需求。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代,市场、资本、技术、信息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世界经济的引擎比过去大大增多,各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较以往更具多样性。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得到广泛认可。
文明互鉴利于解决全球性难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军备竞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助推极端
思想和非理性情绪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肆意蔓延,严重侵蚀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很多国家处于社会和文化转型期,前现代、现代及后现代问题叠加,国内国际问题交织。解决气候、环境、技术、社会及伦理问题,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
同应对,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文明互鉴是人类发展的内在需求。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代,市场、资本、技术、信息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世界经济的引擎比过去大大增多,各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较以往更具多样性。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得到广泛认可。
文明互鉴利于解决全球性难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军备竞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助推极端
思想和非理性情绪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肆意蔓延,严重侵蚀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很多国家处于社会和文化转型期,前现代、现代及后现代问题叠加,国内国际问题交织。解决气候、环境、技术、社会及伦理问题,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
同应对,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中国智慧:“命运共同体”取代“想象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深刻洞见人类生存的相互依赖性和发展的协作性,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强调和合共生,中国智慧以“命运共同体”取代“想象共同体”,引导人们突破血缘、地域和利益共同体的纽带,克服“文明优越论”和“至上主义”的偏狭,走向包容平等的“世界主义”,顺应时代潮流、促进和平发展。“一带一路”“欧亚经济联盟”等拓展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途径,各国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蓬勃开展,中华文明、亚洲文明在自身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命运共同体” 要求平等对待人类文明,尊重文明多样性,包容文明差异性,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命运共同体”取代“想象共同体”意义非凡。“想象共同体”将西方与中国、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建构为“我们”与“他们”的关系。用“我们” 代表理性、现代、民主与和平的“西方”,以“他们”代表非理性、传统、专制和暴力的“非西方”。区分“我们”与“他们”的,不是文明,而是 “文明冲突论”背后的意识形态霸权。
“文明冲突论”掩盖了历史上不同帝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掩盖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第三世界的殖民统治和财富掠夺,掩盖了西方现代性带来的后现代身份危机。随着现代化的全球进程,第三世界开展的以西方文明为指导的现代化发展出现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市场和商品经济引起的道德体系崩溃、社会结构解体、家庭亲情淡漠、人性异化等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困扰着人们。反思西方现代性,探索合理完善的现代发展模式,“命运共同体”为消除西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弊端提供医治良方。
“命运共同体”取代“想象共同体”意义非凡。“想象共同体”将西方与中国、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建构为“我们”与“他们”的关系。用“我们” 代表理性、现代、民主与和平的“西方”,以“他们”代表非理性、传统、专制和暴力的“非西方”。区分“我们”与“他们”的,不是文明,而是 “文明冲突论”背后的意识形态霸权。
“文明冲突论”掩盖了历史上不同帝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掩盖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第三世界的殖民统治和财富掠夺,掩盖了西方现代性带来的后现代身份危机。随着现代化的全球进程,第三世界开展的以西方文明为指导的现代化发展出现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市场和商品经济引起的道德体系崩溃、社会结构解体、家庭亲情淡漠、人性异化等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困扰着人们。反思西方现代性,探索合理完善的现代发展模式,“命运共同体”为消除西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弊端提供医治良方。
伊儒文明交融与对话
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民族化发展进程中坚持与儒家思想相认同,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不断交融并形成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凸显其礼法特征和教化功能,有识之士以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共有的超越精神、道德关怀和普世价值为参照,在形而上层面主动会通伊斯兰教与儒学。中国穆斯林修建具有中国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创办融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创作大量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学思想体系。
“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回儒”参照《大学》《性理大全》《三字经》等儒家典籍,撰写《清真大学》《天方性理》《天方三字经》等汉文伊斯兰著译,引导中国穆斯林坚持伊斯兰教教义教理的同时,“遵中国之礼、引孔孟之章,守性命之学”。他们选择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典籍中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内容,“以儒诠经”,用儒家思想阐释伊斯兰教,把伊斯兰教的信仰功修与儒家纲常伦理相契合,从理论上阐明伊斯兰教“以认礼斋课游为纲领,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条目,与儒家无异”。他们选择伊斯兰教和儒家典籍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以经诠儒”,阐明“天方之经是天下之公理,使天下共闻、共明”,引导广大民众“不滞方隅之见而悟心理之同,不涉异端之流而秉大公之教”。
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经由双向互释得以会通,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儒家气象,中国伊斯兰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至今的清真寺碑文、牌匾及穆斯林精英的家谱与墓志表明,早在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天主实义》刊发前数百年,中国伊斯兰教就已经以儒家思想阐释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明弘治八年(1495)的《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记》载,中国伊斯兰教以“诚、礼、斋、济、游”为要旨,清真寺以“仰拜造化万物者、颂祷天子万寿、称愿宗社人民安固如泰山”为其职能。中国伊斯兰教以“四大配贤”指称伊斯兰教的四大哈里发,用儒家五常德“仁义礼智信”解释伊斯兰教五功修“念礼斋课朝”,以儒家“修身、明心、见性”诠释伊斯兰教的“教乘、道乘和真乘”,以天方礼法践行伊斯兰教法。清代学者蓝煦在《天方正学》中谱写的“真一”与仁义礼智信、天干地支及二十八宿图的图谱,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融一体的真实写照。
“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回儒”参照《大学》《性理大全》《三字经》等儒家典籍,撰写《清真大学》《天方性理》《天方三字经》等汉文伊斯兰著译,引导中国穆斯林坚持伊斯兰教教义教理的同时,“遵中国之礼、引孔孟之章,守性命之学”。他们选择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典籍中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内容,“以儒诠经”,用儒家思想阐释伊斯兰教,把伊斯兰教的信仰功修与儒家纲常伦理相契合,从理论上阐明伊斯兰教“以认礼斋课游为纲领,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条目,与儒家无异”。他们选择伊斯兰教和儒家典籍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以经诠儒”,阐明“天方之经是天下之公理,使天下共闻、共明”,引导广大民众“不滞方隅之见而悟心理之同,不涉异端之流而秉大公之教”。
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经由双向互释得以会通,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儒家气象,中国伊斯兰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至今的清真寺碑文、牌匾及穆斯林精英的家谱与墓志表明,早在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天主实义》刊发前数百年,中国伊斯兰教就已经以儒家思想阐释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明弘治八年(1495)的《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记》载,中国伊斯兰教以“诚、礼、斋、济、游”为要旨,清真寺以“仰拜造化万物者、颂祷天子万寿、称愿宗社人民安固如泰山”为其职能。中国伊斯兰教以“四大配贤”指称伊斯兰教的四大哈里发,用儒家五常德“仁义礼智信”解释伊斯兰教五功修“念礼斋课朝”,以儒家“修身、明心、见性”诠释伊斯兰教的“教乘、道乘和真乘”,以天方礼法践行伊斯兰教法。清代学者蓝煦在《天方正学》中谱写的“真一”与仁义礼智信、天干地支及二十八宿图的图谱,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融一体的真实写照。
伊斯兰“圣统”与儒家“道统”相融:中国伊斯兰教以儒家的“道统”叙述伊斯兰教的“圣统”,认为伊斯兰教自阿丹(亚当)---伊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尔撒(耶稣)---穆罕默德的“圣统”,与儒家自周公至孔孟再到宋儒一脉相承的“道统”相近。中国穆斯林学者以先知墓志传的方式描述先知谱系,迥异于阿拉伯世界对伊斯兰教先知世系的传述方式。生活在华夏大地、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还出现了这样的论述,把儒家圣人孔子和华夏先祖伏羲、神农一并纳入伊斯兰教的圣统谱系中,认为开天辟地的盘古即是穆斯林的始祖阿丹(亚当)。
伊儒文明交融对话的基础
处于中国文化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吸收佛道精髓的宋明理学曾经被钦定为官方正统政治、文化思想,外来的宗教文化必须主动与之契合。正如晚清唐晋徽所言“无论何教,在于以儒律之,近于儒则为正,远于儒则为邪,斯千古不刊之论矣”。
基于游牧与商贸社会的伊斯兰文明与基于农耕和家族社会的儒家文明存在宗教本位和伦理本位、超越取向和现实取向等差异。伊斯兰教强调众先知以真主的启示引领人类走向文明,而儒家则推崇周公、孔子、孟子等先贤的道德教化作用。伊斯兰教以后世说和死后复生说为信条,强调现实人生的延续性和超越性,而儒家则关注现实人生,淡化宗教的超世性,突出宗教的情感论与功能论。伊斯兰教在包括饮食、婚姻、丧葬在内的生活习俗上与儒家传统也各有侧着,具体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尽管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思想、礼仪、组织、制度等方面多有不同,但形而上层面及社会功能的互补性,使得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和谐共存千余年。
“圣人之教,东西同,古今一”,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交融的思想基础在于义理层面有相通之处。儒家之“理”近于伊斯兰之“真”。儒学以“天道”、“天命”、“理”为最高存在,有太极说、理气说、心性说。伊斯兰教以“真一”为“绝对存在”(wujūd mutalaq,مطلق وجود”、(必然存在”(wājb al-wujūd,الوجود واجب,(万事万物则是可能存在(mumkin al-wujūd,الوجود ممكن,(其存在非自身所有,而是被赋予的,是“真一”的显现、化生或创生。就其本(体)言,“理”与“真一” 超越万有,高于无极、太极。就其显(用)言,“理”与“真一”同,无极、太极、阴阳、万物、人类及心性都是“真一”或“理”的显化。
儒家之“理” 和伊斯兰教的“真一”不仅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实体,同时也是一种法则,既有本体论意义,也有道德伦理意义。二者都与“天命”相关。“天命” “天道”下贯于一切存在物中,生生不息。“理”禀赋于每一个人,作为人性蕴含在人自身当中。由于受到物性的遮蔽,需要通过不断的修养来尽性,展现自己最本真的人性。修养的过程就是自我转化的过程,最终达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伊斯兰教以“认主独一”(Tawhid)为核心、以六信五功为基础,以“真一”(真主)为信仰对象和道德价值的源头。穆斯林通过道德修行和宗教实践不断提升自己。“天所通于人者,道也。人所合乎天者,德也。物之所以然,理也。事之所当然,礼也。道也,德也,理也,礼也。表里一体也。道出于天,德有于人。理乃天事之自然,礼乃人事之当然。礼合于理而发于人,为天命所当行之事,所谓天之节文也。人能体之而达乎天,是所谓德也。体之而至于不自知其与天合,则无我也。无我则纯乎天理,是则所谓道也”。
“儒者之学犹衣,清真之学犹食。无衣则寒,无食则饥。寒则关于身,饥则切于命。”人类有相同的本性,有相似的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并重天道与人道,关注社会人生,重视现实生活,倡导公平、正义、良善、仁爱。儒家强调爱源于心性,道德价值源于主体人的内在精神。爱有亲疏,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由爱家人、爱亲友到爱众人、爱万物,成己、成人。伊斯兰认为爱源自真主,爱有差等,对真主的神圣之爱高于人对他人的世俗之爱,通过无己而达到至爱。
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相同的社会文化功能,教化民众修善止恶、寡欲清心、复命归根。儒家主流不否定宗教,把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和情感功能作为圣人教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圣人以神道设教”。儒家经典不讳言“天”的主宰的意义,封建时代统治者一直保留着宗教祭祀典制与活动,以发挥神道的教化功能。伊斯兰教积极鼓励人们投身于现实生活,以正当的手段获得幸福的生活,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导人们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和对他人的义务。
基于游牧与商贸社会的伊斯兰文明与基于农耕和家族社会的儒家文明存在宗教本位和伦理本位、超越取向和现实取向等差异。伊斯兰教强调众先知以真主的启示引领人类走向文明,而儒家则推崇周公、孔子、孟子等先贤的道德教化作用。伊斯兰教以后世说和死后复生说为信条,强调现实人生的延续性和超越性,而儒家则关注现实人生,淡化宗教的超世性,突出宗教的情感论与功能论。伊斯兰教在包括饮食、婚姻、丧葬在内的生活习俗上与儒家传统也各有侧着,具体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尽管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思想、礼仪、组织、制度等方面多有不同,但形而上层面及社会功能的互补性,使得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和谐共存千余年。
“圣人之教,东西同,古今一”,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交融的思想基础在于义理层面有相通之处。儒家之“理”近于伊斯兰之“真”。儒学以“天道”、“天命”、“理”为最高存在,有太极说、理气说、心性说。伊斯兰教以“真一”为“绝对存在”(wujūd mutalaq,مطلق وجود”、(必然存在”(wājb al-wujūd,الوجود واجب,(万事万物则是可能存在(mumkin al-wujūd,الوجود ممكن,(其存在非自身所有,而是被赋予的,是“真一”的显现、化生或创生。就其本(体)言,“理”与“真一” 超越万有,高于无极、太极。就其显(用)言,“理”与“真一”同,无极、太极、阴阳、万物、人类及心性都是“真一”或“理”的显化。
儒家之“理” 和伊斯兰教的“真一”不仅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实体,同时也是一种法则,既有本体论意义,也有道德伦理意义。二者都与“天命”相关。“天命” “天道”下贯于一切存在物中,生生不息。“理”禀赋于每一个人,作为人性蕴含在人自身当中。由于受到物性的遮蔽,需要通过不断的修养来尽性,展现自己最本真的人性。修养的过程就是自我转化的过程,最终达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伊斯兰教以“认主独一”(Tawhid)为核心、以六信五功为基础,以“真一”(真主)为信仰对象和道德价值的源头。穆斯林通过道德修行和宗教实践不断提升自己。“天所通于人者,道也。人所合乎天者,德也。物之所以然,理也。事之所当然,礼也。道也,德也,理也,礼也。表里一体也。道出于天,德有于人。理乃天事之自然,礼乃人事之当然。礼合于理而发于人,为天命所当行之事,所谓天之节文也。人能体之而达乎天,是所谓德也。体之而至于不自知其与天合,则无我也。无我则纯乎天理,是则所谓道也”。
“儒者之学犹衣,清真之学犹食。无衣则寒,无食则饥。寒则关于身,饥则切于命。”人类有相同的本性,有相似的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并重天道与人道,关注社会人生,重视现实生活,倡导公平、正义、良善、仁爱。儒家强调爱源于心性,道德价值源于主体人的内在精神。爱有亲疏,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由爱家人、爱亲友到爱众人、爱万物,成己、成人。伊斯兰认为爱源自真主,爱有差等,对真主的神圣之爱高于人对他人的世俗之爱,通过无己而达到至爱。
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相同的社会文化功能,教化民众修善止恶、寡欲清心、复命归根。儒家主流不否定宗教,把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和情感功能作为圣人教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圣人以神道设教”。儒家经典不讳言“天”的主宰的意义,封建时代统治者一直保留着宗教祭祀典制与活动,以发挥神道的教化功能。伊斯兰教积极鼓励人们投身于现实生活,以正当的手段获得幸福的生活,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导人们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和对他人的义务。
“伊儒会通” 的历史经验
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交流中共存、在互鉴中发展。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尊重彼此在宇宙观与认识论上的差异,强调形而上层面及社会文化功能的一致性,和合共生千余年。“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引导人们超越启示与理性、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东方与西方的互补关系。通过文明传承和道德教化,为民众提供人生智慧和精神指导。
中国伊斯兰教通过“以儒诠经”和“以经诠儒”,成功实现了“儒伊会通”:他们在坚持伊斯兰教核心信仰的同时,吸收儒学的概念、术语、思想阐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阐述伊斯兰教在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礼制法规以及对生死、尊卑、富贵等人生问题的根本态度,既保留伊斯兰教精髓,又与儒家思想相融通。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以儒学概念阐释伊斯兰教之“真一”(真宰),借鉴儒家本体思维模式,把形上境界和伦理道德观念结合在一起,阐述“真一”本体论。“真一”既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又是穆斯林大众信仰的最高存在。二,改造伊斯兰教的创世神化,利用阿拉伯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知识,同时吸收儒学理气、太极、无极思想,精心绘制“真一数一化生万物”的宇宙图式,阐述中国伊斯兰教宇宙观。三,以儒家入世哲学及天命观丰富伊斯兰教的前定自由说,倡导世俗与信仰并重、今生与后世共求的两世并重的社会人生观。强调人的社会关系和道德义务的同时,注重人的内在信仰和精神超越。四,用儒家修养方法修身、明心、尽性来解释伊斯兰教的宗教实践——教乘、道乘和真乘,把斋戒释为“清心寡欲、体主动静的功夫”。五,把儒家“忠孝”思想纳入中国伊斯兰教的思想体系中,把忠君、孝亲与敬主作为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义务,爱国爱教是中国穆斯林的光荣传统。
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交融对话的历史经验在于:
中国穆斯林得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滋养,既保持伊斯兰教的独特信仰,也吸收儒家文化的精髓。通过以儒诠经,赋予伊斯兰教以独特的中国文化内涵,使中国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中国气象。同时,通过以经诠儒,用伊斯兰文明丰富儒家文明。伊斯兰教以先天来降、后天复归的环形世界观理解宇宙变化及人的生活世界的转换。伊斯兰教的存在论有关存在与本质,存在具有多种层级、多种样态的思想,为儒家形而上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沟通异质文明,化解紧张关系,伊斯兰文明从陌生的他者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并与儒家文明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文明、文化之间的差异经过创造性的诠释,化解了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张力,化解了伊斯兰教规与国法之间的张力。外来的伊斯兰教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以和平方式化解民族、宗教、社会矛盾,缔造民族、宗教、文明间的和谐关系。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和谐与共的历史经验为应对现实社会的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丰富的文本资源和深刻的历史智慧,为当代世界不同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以和平手段解决地区争端与民族宗教冲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伊斯兰教通过“以儒诠经”和“以经诠儒”,成功实现了“儒伊会通”:他们在坚持伊斯兰教核心信仰的同时,吸收儒学的概念、术语、思想阐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阐述伊斯兰教在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礼制法规以及对生死、尊卑、富贵等人生问题的根本态度,既保留伊斯兰教精髓,又与儒家思想相融通。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以儒学概念阐释伊斯兰教之“真一”(真宰),借鉴儒家本体思维模式,把形上境界和伦理道德观念结合在一起,阐述“真一”本体论。“真一”既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又是穆斯林大众信仰的最高存在。二,改造伊斯兰教的创世神化,利用阿拉伯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知识,同时吸收儒学理气、太极、无极思想,精心绘制“真一数一化生万物”的宇宙图式,阐述中国伊斯兰教宇宙观。三,以儒家入世哲学及天命观丰富伊斯兰教的前定自由说,倡导世俗与信仰并重、今生与后世共求的两世并重的社会人生观。强调人的社会关系和道德义务的同时,注重人的内在信仰和精神超越。四,用儒家修养方法修身、明心、尽性来解释伊斯兰教的宗教实践——教乘、道乘和真乘,把斋戒释为“清心寡欲、体主动静的功夫”。五,把儒家“忠孝”思想纳入中国伊斯兰教的思想体系中,把忠君、孝亲与敬主作为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义务,爱国爱教是中国穆斯林的光荣传统。
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交融对话的历史经验在于:
中国穆斯林得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滋养,既保持伊斯兰教的独特信仰,也吸收儒家文化的精髓。通过以儒诠经,赋予伊斯兰教以独特的中国文化内涵,使中国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中国气象。同时,通过以经诠儒,用伊斯兰文明丰富儒家文明。伊斯兰教以先天来降、后天复归的环形世界观理解宇宙变化及人的生活世界的转换。伊斯兰教的存在论有关存在与本质,存在具有多种层级、多种样态的思想,为儒家形而上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沟通异质文明,化解紧张关系,伊斯兰文明从陌生的他者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并与儒家文明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文明、文化之间的差异经过创造性的诠释,化解了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张力,化解了伊斯兰教规与国法之间的张力。外来的伊斯兰教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以和平方式化解民族、宗教、社会矛盾,缔造民族、宗教、文明间的和谐关系。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和谐与共的历史经验为应对现实社会的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丰富的文本资源和深刻的历史智慧,为当代世界不同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以和平手段解决地区争端与民族宗教冲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伊儒会通” 的新时代意义
新时代,中国同众多伊斯兰国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从能源、贸易、民间交往拓展到政治、外交、文化、教育各个领域,惠及数十亿人口,影响几十个国家,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中国援建的麦麦高铁,连接伊斯兰世界的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每年来自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万朝觐人员受益。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中东地区国家在反恐领域加强合作,从源头上治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
历史上,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曾分别是所在国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发挥着“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价值基础和解决社会行为规范”等重要功能。伴随社会变革和转型,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与所在社会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它们成为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植根于民众生活中。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广泛吸收当代优秀文明成果,发挥儒学和伊斯兰思想作用,彰显其普世价值及合理意义,高扬现代人的主体精神,让关乎道德、心灵、理性及形而上学的传统资源获得新生,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和人性异化问题,为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自身的和谐关系贡献智慧。
新时代,伊儒会通需要创新发展,与时代同步伐,更好契合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需求。当代全球化国际大背景下,快速的经济变迁带来社会层面的分化,新技术与新思想不断涌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与碰撞也前所未有的深入和剧烈。面对一个加剧分化、更具不确定性、更加复杂多样的世界,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需要携手共进,在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下,用现代理念统摄物质和精神文明,用新思想体系推动法治化进程,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促进人类文明和平共荣。
历史上,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曾分别是所在国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发挥着“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价值基础和解决社会行为规范”等重要功能。伴随社会变革和转型,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与所在社会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它们成为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植根于民众生活中。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广泛吸收当代优秀文明成果,发挥儒学和伊斯兰思想作用,彰显其普世价值及合理意义,高扬现代人的主体精神,让关乎道德、心灵、理性及形而上学的传统资源获得新生,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和人性异化问题,为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自身的和谐关系贡献智慧。
新时代,伊儒会通需要创新发展,与时代同步伐,更好契合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需求。当代全球化国际大背景下,快速的经济变迁带来社会层面的分化,新技术与新思想不断涌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与碰撞也前所未有的深入和剧烈。面对一个加剧分化、更具不确定性、更加复杂多样的世界,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需要携手共进,在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下,用现代理念统摄物质和精神文明,用新思想体系推动法治化进程,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促进人类文明和平共荣。